试论中国传统造物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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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造物思想散见于古代贤人的文化思想中,尽管不成体系,但它却对中国古代工匠的造物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规范着古代工匠的造物形制。因此,通过对古代器物的形制以及材料的使用等形而下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其形而上的造物思想与观念,比如形成了“‘器’与‘道’的关系”、“整体意识”、“亲和力”、“活性”、“‘有’与‘无’的关系”等造物意识与观念。这种“器”、“道”的双向互动方式构成了中国古代造物艺术独有的特征与造物风格。

  《庄子》云:“夫造物者为人。”庄子阐明了“造物”的主体是人本身。既然是人的行为必然体现人的思想意识,所以“造物”所体现的,并非仅仅显现的是单纯的“器”,它隐藏了中国古代对“道”的认同。晋代的司马彪注《庄子》云:“造物谓道也。”就是说通过造物的“器”体现“道”的观念,把造物的行为体升到对“道”的意识的高度。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等意识中体现了十分普遍的造物观念,有的十分突出。《老子》仅五千言总结了宇宙万象,其中的核心内容是“道”与“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老子以“道”来概括宇宙的根本规律与原理,以“名”来归纳世界的所有创造之器物。“道”是宇宙的总体规律,“名”是宗教与巫术等相关的盛物之“神器”,是通往“天”与“神”的神器,因此不是一般的器物。所以“名”的自身意义就是指“器”。《庄子天运》引老聃对孔丘所言,其云:“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郭象注曰:“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管子枢言》云:“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畜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房玄龄注曰:“全无不通,智无遗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又《心术上》云:“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则“器”与“名”皆可言圣”,而“名”与“器”在其本源意义上就是可以相通的。《老子》书中,所谓“圣人”者,就是合“道”也,而“名”与“器”正离“道”不远也。 “道”与“器”这两个概念虽不相同,却是相辅相成的。道,理也。是事物一定之理。《中庸》:“道也者,2018贵州遵义院士工作中心所属国有企业招聘。不可须臾离也。”朱熹注:“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也就是说,“理”体现了具体某种事物的一般规律。“器”正是体现了造物的一般原“理”,从而由“器”进“道”。中国传统艺术的各种观念是以“道”这一观念为基础也是为目的的,所以中国的“造物”观念总是围绕“道”、“器”这两个理念展开,又以“道”为核心。即以“道”为内在规定性,以“器”为外在规定性。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从“器”与“道”的关系中,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造物观念。

  首先,中国造物观念体现在造物的整体意识上。道家思想中对“道”与“器”的解说,显示了造物的整体观念。传统造物观念在整体观念上以自身生命体验去感悟客观世界,不但受老子关于“道”与“器”的影响,也受到庄子的影响。关注“生”之前的“未生”,而非“创生”。这就引发了老子对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解说,即“未生”状态下的“混沌”。因为“混沌”存在着最多的可能性,这就涉及到庄子讲到的“未生”一词。《庄子杂篇则阳》:“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王先谦集解:“物之未生不可忌禁而使之不生。”在老子看来,“浑沌”是在“生”之前有“生”的“可能”的时刻,其重要性远大于“创生”这个“生”的行为和“生”的过程。因而在“生”这个动作之前的行为是老子所关注与赞美的,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现代学者解释说:“初始之完美在老子和庄子的心目中并不体现出创世之后的时期,而体现为创世之前的混杂纯一状态。” 此种解说颇有道理,因为在老子看来,“创世之前”,是“未定形”的状态,“未定形”,则存在多种“可能”,而非已创世之后的一种“定形”的既成的状态。老子对“未生”的解释还有一点与生相关,《老子五十二章》云:“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意识是说天下万物都有一个源,可以把这个始源看着万事万物的根本。“母”为“道”,《老子二十五》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认为混沌为是可以成为“天下母”的,母即能孕者,是始,但只是“可能”而不是“一定能”。可见老子关注的不是“生”,而是生的“可能”。老子说的“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更进一步说明“道”有成就天下万物的可能。这个“可能”最重要,是创造新事物的前提,因此,作为始与母的“道”,具有了一种潜在地对“天下万物”的规定与滋养,同时也是造物之母。最重要的是老子后面的话:“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老子五十二章》)意识是既然知道了认识到了万事万物的根本与特性,就要回来坚守这一根本。从母体中“创生”的事物,又必须回到“道”这个规定性中。实际就是要创生的事物再回到混沌的整体之中,这才是老子最为关心的问题。说明了“道”、“器”不单是一个“始”与“生”的关系,而且是一个再由“生”回到“始”的整体关系中去,即完成由“器”进“道”的过程。因此,我们在“道”与“器”的关系中,看到了中国传统造物观念是一个,“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的整体造物观念。

  其次,是造物观念具有亲和力的特征。中国传统造物观念以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为基础,人与自然的联系非常紧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所以,传统造物观念注重自然界性能与特质,与自然界保持融洽的亲和力。中国古人似乎与生俱来地讲究应天之时运,地之气养,主张人与自然的沟通与融合。这种亲和自然的文化精神,对中国传统造物念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顺应天时与地气作为造物原则,在造物的主体材料选择上,常用具有“生性”的再生物质材料。例如,中国传统喜爱用木质材料作为造物的基本元素。木材品种不但丰富、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又有地域的土质、风水、气候所造就木质的密度、韧性、色泽各不相同等特点。而且,木材在造物实践活动的运用中,还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的普遍情结。《诗经》中就有“其桐其椅”的诗句, 显现了这种亲和的情结。“椅”即“梓”,以及“桐”都是一种树木的名称。中国古人尚木的情结,可能与传统哲学思考的“金、木、水、火、土”等观念的文化因素有关,“金、木、水、火、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再生系统。《白虎通义五行大义论相生》疏证:“木生火者,火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择木的传统造物观念显露了,宇宙天地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木材这种“再生”的生命物质特质与人的生命内在相同,它与人之间显示了一种隐喻性的结构,因而具有与人的亲和力的种种性质,奠定了造物的物质基础。这种观念与中华民族天人和谐的文化精神相弥合,使古代工匠对木的感情偏好情有独钟。漫长的耕作实践,又使得人们对木的品质有了更深刻、更细化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对木质材料独特的审美评价。将木质在自然中形成的特殊质地等品性,如肌理、木纹、密度、韧性、色泽、气味等等,均作为审美价值的取向,建立起了对事物普遍性的审美认识。不仅仅如此,进而以木的特殊性质,理性地构造了造物审美哲学高度。中国传统的阴与阳的观念,在木质材料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在以木材的造物结构中,传统造物技术不用一钉一铁,而是运用“榫卯”结构固定与连接。“榫卯”的结构就是阴阳关系,一阴一阳相互抱,使得造物在阴阳的关系中完成。暗合了中国传统的“道”的思想。《老子四十二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 “榫卯”结构显现了“万物负阴抱阳”的文化思想观念。

  第三,强调造物的“活性”,即生命。服装选款师等职业成招聘会新宠!老子对“生成”的物体解释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事物强盛了就会走向衰微,过分求强求壮是不符“道”的规律的,不符合“道”这个规律,就会很快衰亡。老子强调的是“柔”。“天下莫柔弱于水。”(《老子七十八章》)水的特点是老子最为欣赏的,因为“水”最能体现老子所认为的“道”。《老子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明确地讲到了“水”与“道”的关系,水善于施利与万物而不育万物相争,安居与众人所讨厌的的低洼之地,所以说它的行为差不多符合道德的原则。《庄子天道》亦云:“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些“水”是与“道”联系在一起的。这仅仅是以水言“道”,更重要的是水具有流动性、无限性、能退能攻的灵活性。这正是老子和庄子的“活性”。水的活性,都与“创生”、“生命”、“活”等“活性”的观念密切联系。古人认为在自然界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包括情感活动都属于自然中的一部分,是“理”的体现,但“理”必须服从自然规律的这个大系统运行,即“道”的运行。各个事物的“理”的整合就是“道”的这个大系统。所以人的造物实践活动“理”与其它事物的“理”在“道”的大系统中相类动。《礼记乐记》云:“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说明自然界各个“理”在这个大系统中运行。《庄子渔父》云:“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也是这个“道”与“理”。

  因此古代的“衣”、“食”、“住”、“行”、“书”、“画”的材料取向的造物观念,反映了自然界中的共生体系。传统中国的衣着是绵与丝绸,食物以谷物为主,建筑上多用木材,在文字书写和绘画以竹、木、帛、纸为书写材料。使用的都是“再生”之物,体现了万物相生相存的“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的道理。正因为宇宙万物的生命流动与人类的生命“以类相动”,构成自然界“活性”生命的整体,所以,古代工匠取材基本都是以能够再生的物质造物的材料。这样的造物的选材思维同构了古代圣人的思考方式与哲学思维。造物者创造的器物是活物,具有水的活性与柔性,强调曲线性的流动感、回旋感与柔润感,而不是方硬强壮的“死”物。我们看到了,造物者将重自然、重心性的认知融合于活性的意识中。这种选择态度,体现了造物者总是能动地把外部世界的生命材料注入到主体的生命意愿的结构中,让客观自然接通与造物者的意志来揉和人与自然之物,创造一种自然物我和谐的生命的理想状态。

  第四,造物观念内在规定性体现了“有”与“无”道家思想。老子对创造的可能性从“无”探求到“始”,“始”既“有”。从“无”到“有”之创生,蕴藏着从“有”转化为“无”的深刻意义。如果从老子思想更深处的“无”这个观念去体会“道”,就可能依着“无”这一思路观造物的深处、远处、最根本处和最原创处之玄妙意蕴。王弼《道德真经注》:“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观物之“妙”,须之“无”的意义,“无”并非是没有,而是“空”,“空”是无限,也最充实。正如老子所云:“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老子四十五章》)最充实的好似空虚,但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王弼释“徼”为“归终也”,造物思想中就是“器物”发展到了极致处,即临界点。“徼”就是边界的意思,“器物”越过了边界就不是最佳的造物形态,在“界”内发展到极致是最佳造物形态,是“道”展现于万物的最佳境界,因此,造物也应该遵循这一思想原则。依着“有”这一思路“观(思)其大处、广处、发越之极致处、成就之完备处。” 《老子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其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是老子最直接而明确地揭示造物观念的“有”与“无”关系的论述。一切造物正是因为有了“空”,才有用。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有了车毂的空间,车子才有了作用;泥粘土制造的器皿,有了器皿中的空间,才有了用;开了窗户的房屋,是因为有了空间,才有用处。器物给人带来便利,而器物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空(无)才得以显现。这就是造物“空”与“有”的观念。“空”、“无”是“道”体现的那个“未生”,因此,只有在“未生”之时,才能成就这样的完备之处,这是造物艺术中“器物”发展到极致之处既“始物之妙”的根本造物原则。

  今天的人类文明在关注文化的创造的问题时,通常将人类以往的经验与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对历史的关注和对前人哲学思想的尊敬,从而对形成于几千年遗留的思想与著述怀着巨大敬意。先秦诸子哲人的思想与著述被视为今天的文化资源,当然我们今天这种对古代思想与著述的尊重与保留至今,并不意味亘古不变。正如梁启超在《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中写道的:“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貌岸然、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将中国古代的造物观念,进行现代诠释,并灵活地融入当下的艺术设计中,创造出既有民族意味与风格又不失现代文化意义与先锋性质的设计作品,是我们当今的设计艺术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与设计前沿意识。

  王强:《老子道德经新研》,[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5页。

  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第一版,第145页。

  《诗经小雅白华之什湛露》“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参见王强:《老子〈道德经〉新研》[M], 昆仑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1页。www.k8.com

  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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